我們實驗室曾經發表了許多關于宮頸細胞學、HPV檢測和組織學隨訪的研究。鑒于宮頸癌篩查和管理指南在過去二十年中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認為有必要整體評估我們醫院的檢測情況作為一項質量控制的指標。從2006年到2021年HPV檢測量總體增加，而細胞學的檢查數量明顯下降。宮頸細胞學數量從2011年的96,322例下降到2016年的56,375例，下降了41.5%。這表明臨床接受了2012年ACS指南修訂，建議每三年進行一次細胞學檢查。HPV檢測的增加主要是因為聯合篩查病例的增加，2006年聯合篩查占所有hrHPV檢測的45.8%，而2021年聯合檢篩查占HPV檢測的93.2%。觀察到的細胞學和HPV檢測的變化主要是由于宮頸細胞學篩查間隔從一年增加到三年，并建議每五年進行一次聯合篩查。另外hrHPV檢測陽性的數量從2006年的18.3%下降到2021年的8.6%（表1，圖2）。在四年的研究中，各種類型的異常宮頸細胞學病例和陰性病例的HPV陽性率似乎具有可比性（表2），但是其hrHPV陽性率在四個選擇的年份中有顯著差異（Kruskal-Wallis分析，P<0.001）。我們認為每一類別中的大量病例是造成統計差異的原因。hrHPV檢測于2006年和2011年采用HC2檢測方法，2016年和2021年采用Hologic Aptima HR-HPV檢測方法，本研究無意比較HPV檢查方法的差別。我們推測2006年到2021年HPV總體陽性率的逐漸下降主要是由聯合篩查的增加引起細胞學陰性伴HPV檢查病例數量的增加（2006年7198例，2021年22773例）所致。我們注意到，2021年ASC-US婦女的HPV陽性率為32.5%，顯著高于2006年的25.2%，這可能是由于篩查間隔增加，或病理醫師在做細胞學評估時已知HPV檢查結果，則可能存在解釋的偏倚，這種傾向性需要進一步大量的研究來證實。與其他類別相比，LSIL和HSIL的hrHPV陽性率相對一致。眾所周知，對ASC-US、ASC-H的解釋是有一定主觀的。LSIL或HSIL在形態學分析中主觀性較小，不太可能受到hrHPV結果的影響。

2014年4月，FDA批準了hrHPV檢測用于宮頸癌一線篩查。USPSTF 2018年指南首次將30至65歲人群每5年進行一次hrHPV檢測作為三種A級篩查方案之一。在美國，關于是否推薦細胞學-HPV聯合篩查還是一線HPV檢測的爭論仍在繼續。盡管一些醫院和機構接受一線HPV檢測，但總體而言，它似乎進展緩慢，據估計，HPV一線篩查在美國所有婦女篩查中所占比例不到5%。最近的一份研究認為聯合篩查是一種比hrHPV一線篩查更有效的篩查策略。在美國聯合篩查仍然是30歲及以上婦女的主要篩查方法，部分原因是臨床醫生認為雙陰性檢測結果更能保證病人的安全。此外，Quest Diagnostics公司在2020年和2015年開展的大型、多樣化人群研究（分別包括13633071和256648名患者）顯示，聯合篩查比單純的液基細胞學或hrHPV更能提高宮頸高級別病變檢出率。UPMC Magee婦女醫院的一項270,263例患者的研究也顯示了類似的結果。一些研究也證實了HPV陰性宮頸鱗癌、腺癌和癌前病變的存在。宮頸細胞學具有長期的觀察數據，證明它能大幅度降低篩查人群中的宮頸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相反，HPV一線篩查對預防宮頸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的益處主要基于臨床試驗。

目前，FDA批準的Roche 4800和BD Onclarity可用于HPV一線篩查。據估計，在美國，至少一半的HPV檢測市場被Hologic Aptima公司的HPV檢測和HC2檢測所占據，這些檢測并未被批準用于一線篩查，這也是在美國廣泛開展HPV一線篩查的一個重大阻力。費用也是引起宮頸癌篩查策略爭論的一個因素。盡管與一線HPV檢測相比，聯合篩查更有效，但它相對昂貴。為了平衡成本和效果，在低風險人群中，針對細胞學結果進行反饋性的HPV檢測被認為是一種有吸引力的篩查選擇。然而，鑒于美國缺乏有組織的篩查和篩查人群的顯著多樣性，臨床醫生很難確定那些真正處于癌癥低風險的人群。宮頸癌篩查間期的延長（細胞學3年，聯合篩查5年），易于使相當比例婦女疏忽常規的宮頸癌篩查。無論何時檢測方法發生變化，都會面臨挑戰，這對美國等沒有全民統一醫療體系的國家尤其困難。德國和盧森堡已經從單一的細胞學檢測過渡到聯合篩查。加拿大正修改其宮頸癌癥篩查計劃為一線HPV檢測，英國、澳大利亞和荷蘭已經經歷了這一轉變。對實驗室、臨床醫生和患者來說，實行HPV一線檢測意味著重大的文化習慣和臨床實踐的變化。就實驗室而言，這一變化需要調整工作流程，細胞技術專家和細胞病理學家的角色定義也將發生變化。